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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研究

  • 2015-11-24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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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研究

                   ——保外就医出监研究

摘要:本人从事刑罚执行同步监督十多年,发现保外就医出监问题是一个难以监督的问题,现提出来,希望能引起重视并得到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八条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根据法条可得出结论:我国实行国家财政全额负担罪犯所有医疗费用的监狱医疗国家公费制。然而,这种制度会使罪犯实际上享受比普通公民更优越的医疗待遇,导致监狱负担沉重,行使监狱功能缺失和未能达到刑罚目的的结果,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犯罪率的制度性上升问题。据此,笔者认为监狱不应该承担服刑人员的重症医治责任,而应将重症罪犯及时出监,由相关的民政、社保部门接管后续工作。

关键词:保外就医 重症服刑人员 出监 人权 监狱的功能 目的 民政、社保部门 

在中国,监狱是执行剥夺自由刑罚的主要场所。在监狱中执行刑罚的罪犯,包括被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现行监狱中服刑人员的医疗体制是国家保障监狱服刑人员的所需经费,以广东省某监狱为例,2012、2013两年间,共有151名罪犯住院,其中危重罪犯38人,两年的医药费总支出为314万多元。

然而,这种医疗体制是否恰当,是否符合法律在社会中扮演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色,值得商榷。国家财政主要是以税收形式完成,主要来源于公民纳税。一般来说,在一个有贫困人口和下岗失业工人的国家,公众不能接受受刑人的待遇高于前两者的待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笔者根据多年来在司法实务中的工作实践,谈谈对我国目前“保外就医”出监机制的肤浅认识。

一、我国“保外就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立法现状

我国对于监狱内的重症服刑人员的医疗事务有一系列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监狱应当设立医疗机构和生活、卫生设施,建立罪犯生活、卫生制度。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

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监内服刑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在改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准予保外就医: 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 原判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从执行无期徒刑起服刑七年以上,或者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已减刑的,按减刑后的刑期计算)三分之一以上(含减刑时间),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的。但如果病情恶化有死亡危险、改造表现较好的,可以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 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 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的。

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取保人和被保人应当在《罪犯保外就医取保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条规定:保外就医罪犯由取保人领回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保外就医罪犯在规定时间内不报到的,公安机关应及时通知其所在的监狱、劳改队、少管所,由劳改机关负责寻找。

(二)执行现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保外就医”体制缺乏系统的论证,条文表面化、缺乏可操作性,立法条文无法与司法实务相衔接,致使立法条文成为一纸空文,徒有其表。与此同时,目前的体制也存在不合理、亟需修改之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监狱应当设立医疗机构和生活、卫生设施,建立罪犯生活、卫生制度。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这条规定从表面上看是动用了监狱这一国家部门来解决罪犯医治费用问题,即把国家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为患疾病需医治的服刑人员提供保障。其实不然:一是罪犯的医疗保健根本没有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我省的监狱为省属监狱,与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关联,以广东省某监狱为例,该监狱与番禺区政府乃至广州市政府都没有任何关联。二是由于法条的无法贯彻,后续工作无人接管,实务中若服刑人员需要接受医疗,轻微疾病的由医疗条件简单的监狱进行医治;病重的则就近送往当地的武警医院、人民医院救治,监狱需为服刑人员承担昂贵的医治费用,如上文的某监狱为例。监狱担负沉重的财政负担,不利于监狱本身的惩罚功能和威慑功能的行使。再者,虽说监狱的费用列入国家每年的国家预算,但是财政收入的最终源头仍来自于纳税人即社会公民。那么,社会公民是否同意在仍未能保证自身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国家运用强制力来保障犯罪服刑人员的医疗救治条件呢?这种机制又会不会滋生更多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呢?这些疑问将在下文继续详析。

2、《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取保人和被保人应当在《罪犯保外就医取保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固然,当服刑人员身患重病时家属愿意取保在外就医是最理想的情形,这种情况下监狱不需要动用国库来保障医治,同时也避免了许多问题的产生。但是,司法实务中存在大量的情况是家属不愿意取保。这种情况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取保人和被保人应当在《罪犯保外就医取保书》上签名盖章”则不能保外就医,因此仍然需要监狱来支付巨额的医治费用。如此可得出结论:在现实生活中罪犯入了监狱,就由监狱负责生老病死,用国家资金为其提供比普通公民更优越的医疗条件。事实上这种不公平的更优待遇会带来制度化的社会问题,也反馈出当前保外就医立法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实际国情。

(三)当前机制的存在问题

国家为了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制定了刑法和刑罚。而目前的保外就医机制导致了刑罚功能的无法实现和目的的无法达到且容易导致监狱处于较为弱势的境地。

1、刑罚功能无法实现

(1)监狱的惩罚功能无法实现

刑罚是犯罪的必然后果,因此,刑罚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是其自身固有的功能。任何人只要犯了罪,就要受到刑罚的惩罚,而刑罚的惩罚意味着犯罪人的某种权益被剥夺或者被限制,权益的被剥夺和被限制对于犯罪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这种痛苦又恰恰是刑罚特有的属性,没有痛苦属性,刑罚就不称其为刑罚了,刑罚正是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才使得这种强制方法发挥它应当发挥的作用。目前施行的服刑人员享有更为优越的医疗待遇使监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惩罚功能。

(2)监狱的威慑功能无法实现

司法机关对已然犯罪人的惩罚,表明国家对犯罪人及其犯罪行为的谴责和否定评价,而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会使社会上那些有可能犯罪的不稳定分子感受到思想上、心理上的影响和震撼,出于对刑罚的畏惧而不敢重蹈犯罪的覆辙。而现实中一些原本并不具有犯罪故意的但患重疾难以支付巨额医疗费用的的良好公民为了得到医治不惜犯罪求医,这严重破坏了监狱的威慑功能。

2、刑罚目的无法达到

预防是指对某一事物的预先防范,在刑法理论中,作为刑罚目的,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实现防止犯罪发生的社会功利效果。预防分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期间内丧失再犯能力。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指对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监狱如果不承担重症服刑人员的医治费用,可以打消某些罪犯或犯属希望通过监狱实现“公费医疗”的念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起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作用。而目前的机制显然使这两个预防目的难以达到。

3、容易导致监狱处于弱势处境

对于患有重症的服刑人员,监狱在救治过程中,救治之路有多宽、有多远,因为政策不具体,制度不规范,造成具体执法空白点很多。一方面,犯属对监狱要求严格,而每年固定的并不宽裕的监狱服刑人员医治费用又难以完全支付实际巨额的医治费用,难以使犯属满意;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和各界检察监督机关也容易从后果问责,因此监狱容易处于较为不利的境地,不利于监狱威严的铸就。

二、中外罪犯待遇思辨

这种机制除了导致监狱无法实现刑罚功能和无法达到刑罚目的外,它还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财政投入不足导致服刑人员医疗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监狱财政负担沉重,客观上造成执法不公,不利于服刑人员的改造。虽然2007年财政部和司法部联合下文,调整了经费标准,但与实际需要仍有较大距离。统计显示:大多省、市、自治区服刑人员医疗费严重超标,有24个省(自治区、市)监狱统计,近3年医疗经费实际支出4.5亿元,超支1.37亿元,超支部分占经费标准43%。

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刑人员侵害了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我国的专政对象。而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所以服刑人员权利方面固然受到限制,应与社会普通公民享受不同等待遇。

在这方面,我国经常无端遭受一些大国的无理非议。那么,发达的西方欧美国家是否就是非阶级国家,没有专政对象呢?他们的专政对象是不是与普通社会公民享有同等待遇呢?

高举“人权”论调的一些大国在人权问题上抨击我国的人权事业。如美国国务院在2011年的人权国别报告论及中国(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门)人权状况时,开头便指中国为“独裁国家”,称在主要领域中国的人权形势继续恶化。报告全然无视中国人权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戴着有色眼镜将中国人权状况描绘得一无是处。对于中国惩治腐败的努力,这一报告只提及一句,称“中国官方起诉了一些特别是与腐败有关的渎职者”。话锋一转,“然而,中国共产党内部纪律程序不透明,尚不清楚人权和行政渎职者是否得到一贯的惩处。”

如此看来,美国在监狱人权方面应该是底气十足的。可是,美国的监狱囚犯人权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基本人权同样得不到保障:(1)囚犯待遇恶劣:美国司法部2008年12月11日公布说美国现有230万名在押犯,占世界第一。而由于美国监狱犯人众多缺乏必要的卫生医疗设施,因感染艾滋病、医疗设施不全等致死事件经常发生。(2)囚犯恶性冲突不断,2000年就有120多名囚犯发生骚乱,造成10人受伤;2001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监狱约300名囚犯引发暴乱,监狱警察动用催泪瓦斯和木质子弹进行平息,7名囚犯严重受伤。(3)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司空见惯:根据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在美国犯同样的罪,有色人种所受的惩罚要比白人重2~3倍,杀害白人被判死刑的黑人是杀害黑人被判死刑的白人的4倍;有7个州没有禁止监狱官员与女犯人发生性关系的相关法律或规定,美国司法局表示,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间,估计有88500名在押犯人遭到性侵犯。(4)酷刑虐囚现象普遍:《洛杉矶时报》曾报道加利福尼亚州有2名性犯罪的罪犯在州精神病院接受了阉割手术后获释;美国政府2007年1月16日发布的报告承认在全国的5个监狱中有因被怀疑为非法移民的囚犯受到了虐待,违背了人道原则。

时刻以人权自我标榜的发达的西方国家尚且公民与罪犯享受不同待遇,甚至不能完全保障服刑人员的基本人权,他们如何抨击和要求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做到罪犯比普通公民享受更优待遇呢?

更何况我们的监狱人权事业一直蓬勃发展到2012年底,全国已有2391个看守所建立了被羁押人安全风险等级评估机制,占看守所总数的89.1%;有1774个看守所建立了被羁押人心理咨询室,占看守所总数的66.1%;有1893个看守所实现留所服刑罪犯互联网双向视频会见,占看守所总数的70.5%;有2532个看守所建立了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占看守所总数的94.3%,累计处理在押人员投诉2633件;有2664个看守所聘请了特邀监督员,占看守所总数的99.2%。2012年,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32165件次。所以,打着西方人权幌子的人权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再回到人权问题的一个小分支即服刑人员的医疗问题上,假设欧美国家能做到服刑人员与公民享受同等医疗待遇,那么我国当然也可以做到如此。事实上发达的欧美国家是否做到了同等待遇呢?

首先何谓同等待遇,应做如下理解:社会普通公民的疾病治疗指数为1,那么服刑人员待遇也为1。这个标准应该这样来囊括:0.1普通疾病(如感冒发烧)—1重大疾病(如癌症),如果公民的治疗标准是0.1—1,那么服刑人员也应该是这个标准,此谓之同等待遇。

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繁荣发展,尽可能地避免上访现象,我国实际的服刑人员治疗待遇已经超过1了。如广东某监狱2013年有2名患重症囚犯因家属不肯取保,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各1名均得到了有效治疗,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就花去监狱三十九万元。有6名重症罪犯家属是肯取保的,但也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罪犯出监之前花费了大量的钱财。

对比起来,普通公民的治疗待遇则难以望其项背了。2011年《中国的医疗卫生白皮书》中描述:截止2011年,23万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终末期肾病、乳腺癌、宫颈癌、耐多药肺结核、儿童白血病等疾病的患者实际补偿水平为65%;广州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规定老年人在其法定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所发生的基本医疗费按50%记账报销。虽然以上这些疾病普通公民可享受到重大疾病补偿,但是与服刑人员的国家全额支付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除此之外,对于患了不列入医疗补助疾病的患者而言,更是难以接受目前的监狱服刑人员医疗费用机制。

上文的数据表明,我国普通公民的医疗条件仍然不甚乐观,2009年媒体披露的河南尘肺青年张海超多方求助无门后竟需要通过开胸验肺来期望获得职业病赔偿医疗救助的新闻更是令人震惊。由此可看,在辛苦参与劳动建设的劳动人民尚未能完全获得基本的医疗救助的情况下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财政来保障服刑人员的重症治疗是非常不合理的,隐藏着许多潜在的巨大危害。在通讯技术极度发达和言论自由程度较高的今天,甚觉不公的群众在互联网上的大规模口诛笔伐将会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更甚者,从人性驱使的角度出发,若一名普通公民知道自己罹患重疾如癌症,在自己穷尽一切途径无法得到医治的时候得知监狱负有保障服刑人员身体健康的责任,求生的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驱使他选择实施较为严重的犯罪寻求救助。这种做法对犯罪者来说犯罪成本相对较低,甚至更能从中获益,犯罪人会追求犯罪来达到意图。但是,这会让我国社会付出极大代价。犯罪率的上升意味着更多公民的人身、财产受到不法侵害,而这种侵害是制度引起的,难以避免的。受刑人因其犯罪行为而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法律在剥夺和限制其一定公民权利的同时,必须重新设定适于受刑人特定身份的行为规范即受刑人满足需要的权利。否则,受刑人满足需要的手段、方式就没有规范的要求,没有合法与非法之分,这必然导致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失去正常秩序,陷入混乱。所以让监狱承担重病医治功能是非常不合理的,立法者和政府亟需通盘考虑,权衡再三。

三、解决方法

为了避免出现上文所述的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发展的情况,保障监狱功能形式和目的的实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一)严格分工,厘清监狱的功能

监狱的功能,是指在监狱行刑的动态运作过程中对受刑人,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效能和影响。根据监狱行刑作用对象的不同,我们将其功能分为惩罚功能、改造功能、培育功能、教育功能、儆诫功能和安抚功能。因此,监狱的主要功能不是为了治病救人,监狱仅应当承担服刑人员的基本疾病诊治而非重症治疗。

(二)取消取保人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监内服刑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的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取保人和被保人应当在《罪犯保外就医取保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上文提到的取保人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就在于若取保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取保服刑人员在外就医,根据法条的规定就变相形成监狱不得不救治的局面。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应该修改条款,取消强制性的取保人制度。司法部门和民政、社会保障部门应该联合起来解决取消取保人制度以后的出路,针对家属愿意照顾和不愿意照顾重症服刑人员两种不同的情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同时应避免造成信访问题。

(三)完善、细化现有条款“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

我国对于解决服刑人员的医疗问题上早有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只是这条法条过于宏观、空洞,并无相应的实施细则,没有把法律与行政部门的职责衔接起来以及相关的问责制度的完善,导致已有法条成为一条没有实际强制执行力的“空法”。因此,立法部门应该在原法的基础上完善立法,明确规定有关行政部门的职责,服刑人具备法定条件不适宜关押的,应转交社会管理的有关部门接手工作。

比如民政、社保部门可以协作解决相关后续工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是统筹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和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中国国家权力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政府的调控服务功能就是统筹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是主管有关社会行政事务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民政工作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进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重症服刑人员通过保外就医程序出监后,可由公安机关等行政部门或司法部门负责监管日常行踪防止逃跑,由民政或社保部门负责服刑人员的医治工作。国家立法机关可以考虑是否允许我国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照样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农村医疗保险,由民政、社保部门代替原本机制中的监狱(国家机关)为服刑人员提供与普通公民同等的医疗保障或者鉴于服刑人员暂时失去劳动机会而适当地通过立法提高服刑人员的补助程度。抑或借鉴并改良英国监狱制度及管理:设立监狱社会定点医院,当服刑人员病情较重或者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时,可征询其意愿是否同意送往定点医院继续进行自费或半自费医治。

四、结语

综述,国家和立法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保障服刑人员人权是让服刑人员像普通公民一样有得到治疗疾病的权利,如同其他受教育权、工作权一样,但是并非由国家来包办治疗服刑人员。一般来讲,医院接收了病人之后尚且不会包揽所有医疗费用,不能因为家属不接回病人而由医院负责到底,更何况监狱是作为国家强化自我管理的部门,主要功能是惩罚犯罪和矫正犯罪而非民政和社保部门的人文关怀工作。监狱医院应该社会化,按服刑人员的负担能力来接受治疗,监狱不可大包大揽,强行干预社会的一般规律。再者,平等是相对的,过分强调服刑人员与普通公民的同等待遇,用国家财政来保障服刑人员的医疗诊治对普通公民不公平,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断章取义地理解“人权”内涵脱离了中国实际国情,时间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惜以犯罪来寻求重症医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鼓励犯罪,违悖刑法宗旨的例子就是力证。

因此,笔者认为监狱不应承担服刑人员的重症医治责任,应修改完善保外就医的出监手续和社会后续衔接工作机制,及时将重症服刑人员释放出监狱由其他有关部门接管,更好地实现监狱原本的功能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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