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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关于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总体思路的三点建议

  • 2015-11-24 00:19
  • 发布人: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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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的目标。这一目标凝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同时也给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指明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时代要求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需要以理论创新为推动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先导,制度创新又可对理论创新起促进作用。正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有中国革命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又促使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孕育出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发展的规律。如今,面对新世情、新国情,检察机关更需要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勇于吸取、借鉴人类文明中一切优秀成果,并与检察机关的实际相结合。通过理论的创新推动制度的创新,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地开创检察机关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的新局面。   为此,笔者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谈谈关于检察机关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总体思路的三点建议,借此抛砖引玉,从而促进检察机关的规范化建设。   首先,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人的需要理论出发,将单纯的政治教育管理模式转变为激励与约束并存的管理模式。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尤其是加入WTO使得我国每一个人(包括检察机关的干警在内)的自主性逐步增强。检察机关的每一个干警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寻找、实现自我价值,并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满足自身的利益,使自身利益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实现最大化,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价值规律。只要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否认、这一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作用。而我们以往单纯的政治教育管理模式显然与此不能完全适应。因为单纯的政治教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的最大不足是单方面地要求人去服从而忽略了人的自主性需求。形象地说,如果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部机器,每个人就是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只能随着机器运转。单纯的政治教育要求其必须在体制的哪一部位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螺丝钉就是螺丝钉,它只能服从整体,不能有自身特色,自身需要。在革命年代及经济困难时期,这种管理模式集中了整体力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单纯的政治教育管理模式日益难以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就是人的自主性正在不断地增强。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再仅仅是一颗螺丝钉,而是超越了螺丝钉,成为适合于社会各种需要的零部件。在服从社会整体需要的同时,人相应产生了自身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拘泥于以往单纯的政治教育管理模式,那么就会出现一方面政治教育不断地加强,而另一方面却是部分检察干警由于难以从中实现相应的自身价值而“身在曹营心在汉”,甚至中途开小差,转向其它职业,如律师、行政机关公务员、公司企业员工等等。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对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的模式进行创新。   西方著名学者马斯洛曾经讲过:人的需要一般分为七个层次,也就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关系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审美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七个层次的需要构成了人们利益的内容,价值追求的内容。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将激励与约束并存的管理模式运用到检察机关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中。激励与约束并存的管理模式就是从检察干警的需要着手,将检察干警的需要细化到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的每一项内容中,使组织的需要和检察干警自身的需要得到很好的结合,激励与约束得到有效的并存。一方面,检察干警由于在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中有自身需要的存在,所以必然有其参与的动力源泉。例如,家庭生活的保障可以使检察干警更安心工作;竞争上岗可以使检察干警更主动地在政治上、业务上要求进步等等。而另一方面,检察干警又由于在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中能确实地看到自身需要会因自己的不进取,甚至违规、违法而受到处罚,所以检察干警就相应有了一种无形的约束。例如,主诉检察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可以导致降职、开除、甚至刑事处罚,这就是对其归属关系和爱的需要、审美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的剥夺。从人的需要理论出发,实行激励与约束并存是检察机关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经济量化。这种管理模式完全将检察机关的需要和检察干警的需要融合起来,变检察干警的单纯服从为自主的服从,将检察干警的需要包含进了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中。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并非天生就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人民也并非天生就是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满足中国人民的根本需要,历史才选择了它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同样道理,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只有真正代表了检察干警的利益,代表了检察干警的根本需要,全体检察干警才会全心全意地参与到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中来,检察机关才能成为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的真正领导者。   其次,为了适应检察机关自身的体制改革,我们可以从博弈理论出发,将单向型管理模式转变为博弈型管理模式。   单向型管理模式,顾名思义,是只有组织对个人,而没有个人对组织的管理模式。组织只是单纯的发号施令者,个人也只是单纯的服从者。人的能动性被降到了极点。制度的实施由于没有了个人的能动而永远停留于表面,难以深入人心,从而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失败。这方面的例子在历史上举不胜举,如美国政府曾经在单凭自身意志而未考虑社会公众因素的情况下颁布了禁酒法令,致使该法令因缺乏社会支持而最终废止。正因为单向型管理模式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所以我们在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中应对其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力求创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博弈理论出发,将单向型管理模式转变为博弈型管理模式。   博弈,原名Game,直译为游戏,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指的是“人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即为实现各自的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利益目标时结成的一种相互关系”。① 这一理论形象地将每项制度参与主体的关系比喻成为一种如下棋般的博弈关系。制度的贯彻、实施就是下棋的过程。制度的实施者和参与者之间就是一对棋手。实施者每走一步,参与者就走一步。反之,参与者每走一步,实施者也相应走一步。在这过程中,制度的实施得到有效地运行。同样,根据这一理论,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也是一种博弈。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组织者与被组织者之间、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一种相应的博弈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将博弈型管理模式运用到检察机关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中。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建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组织者与被组织者、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信息的双向互动。在每一项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制度的贯彻过程中,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必须相互沟通、交流。在沟通、交流中,领导者、组织者、教育者的意志和被领导者、被组织者、被教育者的意志被有效地融合到制度当中,从而促使该项制度能够代表双方的整体意志,得到双方的自觉、主动执行。此外,博弈型管理模式也可将制度实施中所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协调因素解决于萌芽状态。最终,整个制度的实施不是机械的、表面的,而是互动的、深层次的。目前,我国在行政领域实施的重大收费听证制度便是博弈型管理模式的一种实践,是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就收费问题的博弈。既然行政领域可以实施,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领域也可以对此大胆创新。   再者,为了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交易费用的理论出发,变不计成本效益式的管理模式为成本效益式的管理模式。   不计成本效益式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单纯追求制度条文的完全落实,而不计较成本和效益状况的管理模式。从表面看来,所有制度的条文均已得到贯彻,但其成本如何,达到的效益如何却是一无所知的。例如,我们在枪支管理规定中,条文可以相当的细化,但如果没有经过成本效益式的分析,其结果必然是盲目的。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条文的过于细化导致实施繁琐,无法适应紧急情形。造成紧急公务中不能及时配备枪支,检察干警因无配枪而被犯罪分子所伤的严重后果。不计成本效益式的管理模式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   在市场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每一项行为都存在着交易费用的问题。这种交易费用不仅仅指金钱的付出,还包括了人力、物力的付出。通过交易费用的支付,每一个市场主体获得的是其所追求的特定收益。而交易费用与特定收益的相互比较便会得出该市场主体行为的效益指数。这就是交易费用的理论,也是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每一项行为的具体经济量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可运用此理论进行分析。例如,在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方面,检察机关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项目的付出便是其交易费用,而检察机关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程度便是其所追求的特定收益。两者比较,当交易费用付出过大,特定收益过小,那么检察机关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行为就是零效益,甚至是负效益的。反之,当交易费用付出不大,特定收益可观,那么检察机关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行为就是正效益。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从交易费用的理论出发,将成本效益式的管理模式运用到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中。   第一步,我们首先明确的是该作风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具体制度所追求的特定收益情况,也就是我们通过该制度的实施所要获得的目的情况。在进行了第一步工作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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