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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与中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转变

  • 2015-11-24 00:19
  • 发布人: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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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尤其是1998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刑事沉默权问题引起了法学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有关学术文章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大都着重于从司法现状这一角度去论争中国是否应该引进沉默权,以下,笔者拟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这一深层次角度,对沉默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中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转变方向---加强人权保障   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的建构,必有其追求的价值内容。而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诉求,无非是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这两个基本方面。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这两者的偏重有所不同:在一个以社会为本位,注重社会秩序维持的社会里,社会保护被确立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因此难免以牺牲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为代价,甚至不惜践踏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而在一个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维护的社会里,人权保障成为刑事诉讼制度的存在根基,为维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即使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在所不惜。从理论上讲,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和谐地统一起来,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也确实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统一。但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取舍之间就显示出一个社会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严格的宗法制度和严密的宗法结构,向以注重社会秩序轻视个人自由而著称,突出表现为王权至上和“大宗率小宗”的宗法制度,以维护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为根本目标;在道德修养方面强调“修身养性”,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牺牲人的个性,以成“孝”成“忠”来迎合专制的社会(包括家和国)秩序的需要。①在这种社会制度的构建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而“家国同构”的社会却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刑事司法注重对社会利益的保护是势所必然,集中体现为典型的纠问式审判模式:以代表国家的法官为中心,以维护专制统治为价值取向,不仅坚持自供其罪是被告内心的确信,而且坚持“重刑以下,必吐真情”的审判信仰,因而不惜借助严刑拷打,强迫罪犯供述犯罪事实,甚至仅仅只是供认犯罪事实才为法官接受。刑讯逼供作为自我归罪原则的产物和体现不仅在我国古代司法活动中登峰造极,而且其思想遗毒至今仍残存于人们的意识形态中。   新中国成立后,从我国刑事程序立法和执行情况来看,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仍偏重于公共安全而忽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尤在1997年修正后刑诉法实施前的一长段时期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如实行有罪推定原则、纠问式庭审方式、免诉制度、限制律师权力等。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第一,如上所述,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国,在一个曾经长期处于封建集权统治下的国度里,国家的权力具有极大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社会整体利益是绝对高于个人利益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下,“犯罪控制”便成为确定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刑事程序成为控制犯罪的工具和手段,丧失了其本身应有的独立价值。第二,新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由于长期受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基本上认为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都只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和法秩序总是与专政密不可分;长期的革命事业也铸造了“没有国家就没有集体、没有集体就没有个人”、“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的意识观念,国家本位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国家利益是社会公平正义合法的最终评判标准,个人权利居于次要地位。在这些观念的引导下,我国司法实践坚持了自我归罪原则,过分注重国家与社会利益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第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是一个政治国家的一元社会,刑事诉讼法作为专政工具必然以保护社会利益为根本使命。正如邓小平曾反复指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国家对于保障社会的安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追究犯罪、惩罚犯罪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其间难免要以牺牲公民个人的权利为代价。不可否认,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为从诉讼程序上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分子,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宁和社会秩序,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是一个集合概念,如果社会本位不立足于一个个公民的个人权利基石之上,终将走向专制”。②片面强调追惩犯罪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助于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其实际运作中极容易发生滥用权力而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对于国家长期的稳定发展有害而无益。也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只注意追究犯罪、惩罚犯罪而忽视保障人权,必然导致司法专横和行政权滥用,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国家的法制,使国家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其祸害与西方一些国家走向个人权利本位极端一样,是相当大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体制的改革使我国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一的、一元的社会结构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转型。相对应地,个人的命运,包括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越来越受到关注,这种从社会保护向人权保障的倾斜,在刑事诉讼立法上也得到明显体现。1996年,国家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其修改的基本思想是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尤在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基本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参加诉讼,加强对采取强制措施的制约,扩大被害人诉讼权利,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广泛的权利等,人权保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而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大体上接近或者达到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经考察后也对我国修改后刑诉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实上,尽管我国一向偏重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但对人权问题所持的态度仍是积极的。早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就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明确地向世界宣告:“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人民一贯遵守的原则。”由于时代的悲剧,这一庄严宣告在此后的极左思潮中没有得到切实贯彻,直到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观念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也再次表示重视,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人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人民近一百多年来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1997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访问期间,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公开表明对人权问题的积极态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人权,反对一切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愿意同其他国家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人权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199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月17日再次发表《中国人权发展50年》白皮书,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权状况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了全面总结,宣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根本目标。到目前为止,我国已陆续签署加入了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十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向世界人民表明了我国对人权问题的重视态度。这种态度在法律方面的最高表现,就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从国家跨世纪发展的高度出发,将民主法制建设摆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于1999年进一步将之写入宪法,从而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依法治国体现在刑事法律的价值取向上,就是逐步向加强人权保障迈进。   沉默权制度----刑事诉讼中最大的人权保障机制   沉默的字面含义是不说话。从法律意义上看,沉默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可以不回答司法人员的提问。沉默作为人的一项权利即为沉默权,其主要含义有三项: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及时告知被告人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三是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是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出于其真实意愿的陈述,法庭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   沉默权是一个外来概念,它作为自我归罪原则的否定原则在西方已确立数百年,而在中国,它还是个“新兴之物”,有关的学术争论方兴未艾。作为一项古老的制度,沉默权能够长期获西方国家的援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最根本的就是它符合人类保障人权的共同需要。我们可以从沉默权制度的起源去进行探究:从历史上看,主张沉默权一开始就是与反对纠问程序、反对自我归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中世纪教会法院以及英国国王控制下的世俗法院所实行的纠问式诉讼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有罪推定。在这一诉讼原则的指导之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不能享有丝毫的诉讼权利,而且在事实上承担着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这种义务是通过如实回答司法人员的提问而获得履行的,因此可以说,如实陈述义务的设置,就是为了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不利于已的证据。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宣誓之前并不知道他将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因此这样的宣誓往往使被告人陷入自我归罪的境地而不能自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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